在宣武门外大街一座院落门口的木板上，写有“王茂荫故居”字样，而院门旁边标牌上的字样为“西城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——歙县会馆”。
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，尽管他在清代咸丰年间官至户部右侍郎，却一直没有购置房产，长期居住在歙县会馆。这位清朝货币理论家、财政学家以清正廉洁、直言敢谏著称，他曾向咸丰皇帝提出货币改革建议，虽然未被采纳，却被马克思写入了《资本论》第一卷，从而使他成为唯一被《资本论》提及的中国人。
乡谊为重，会馆即是旅京之家
位于宣武门外大街107号的歙县会馆坐西朝东，目前前院经营茶、酒和咖啡，后院包括西正房、过厅、南厢房和北厢房，正房面阔五间，南北厢房、过厅各三间。修葺一新的房舍间，一棵高大粗壮的椿树显出几许沧桑。
正房门前竖立一块展板，上面是王茂荫的画像以及他早年经历、仕途发展、晚年生活、主要贡献的简单文字介绍。室内摆放若干小巧的桌椅，书案上放着笔墨纸砚，还有几个卷轴。墙壁上的两块展板，文字与图片相结合，内容分为四个章节，即王茂荫生平、王茂荫的货币论、王茂荫的货币改革尝试、歙县会馆。
现在的歙县会馆，早已不是王茂荫居住时的规模。据说，腾退和修缮后的歙县会馆只是原来的一部分。
歙县会馆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，由安徽徽州36位茶、漆等商人倡议筹建。当时的徽州一府六县，歙县为其中之一，并且是徽州府治所在地。“来者实有依归，无论崇卑，咸得解装于斯，而从容别定馆舍，此徽歙建置会馆之由也”。就是说，他们筹建的会馆是徽州旅京人士、尤其是歙县旅京人士的一个落脚点。当然，在这里落脚的主要是商人。
清朝初年，歙县会馆由商馆转变为士馆、仕宦行馆，成为徽州举子进京应试和宦海中人在京候职的临时寓所。据《歙事闲谭》记载，清代的歙县出了5个状元、2个榜眼、1个武榜眼、8个探花、296个进士。另外，还出了4个大学士、7个尚书、21个侍郎。他们在京应试或求职期间，都曾居住于歙县会馆，并得到歙县会馆的扶助。
随着徽州旅京人员的增多，会馆渐渐不堪重负。乾隆五年（1740年），寓居扬州的徽州盐商黄氏家族出资，使歙县会馆得以扩建。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年），时任内阁中书（从七品）的歙县人吴宽致信扬州盐商徐士业，向这位财大气粗的歙县同乡求助。在得到资金支持后，对歙县会馆再度扩建。到了嘉庆初年，会馆虽有一定规模，但“岁久渐倾圮”。嘉庆六年（1801年）盛夏，一场暴雨使会馆严重损毁。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，歙县籍两淮盐业总商鲍志道捐巨资，加上在京歙县籍官员、商人的捐资，历时三年，对歙县会馆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修。此次大修，不仅使会馆焕然一新，也使其一改颓势，重新成为社会名流聚集的场所。
除了王茂荫，朝廷大员曾国藩、李鸿章、祁寯藻等都人也曾是歙县会馆的常客。如果往前追溯，在歙县会馆居住过的名人还有被梁启超称作“前清学者第一人”的戴震、乾隆年间的户部尚书曹文埴等。到了近代，教育家陶行知、画家黄宾虹等，也曾是歙县会馆的座上宾。从思想巨擘到艺术大师，从清官廉吏到教育先驱，深厚的文化积淀使歙县会馆成为徽州文化的一个缩影。
两袖清风，为安社稷直言敢谏
清道光十二年(1832年)，王茂荫考中进士。不久，被授予户部主事，升任员外郎。次年，他从安徽歙县到京城任职。此后，他先后担任御史、户部右侍郎、左副都御史、工部侍郎、吏部右侍郎等职，历经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三朝，在京为官30年，始终不携带家眷，不购置房产，独自一人居住在歙县会馆。
在担任御史期间，王茂荫对当时的用人取人标准提出严厉批评。比如，强烈反对以字体工拙取士。他认为，过于注重小楷，以至于“合天下之聪明才俊尽日握管濡毫”，根本不能“济实用”。就是说，用人取士不能只看表面功夫。他主张改革科举考试，“勿论字体工拙，笔画偶疏，专取学识过人之卷”。乡试会试以实务为主，殿试朝考重视经学文意，将真才实学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。王茂荫的人才观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当时用人制度的反思和改进。
咸丰八年(1858年)，王茂荫上奏咸丰皇帝，建议将《海国图志》五十卷本刊刻重印，以使朝廷官员及国民“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”。他认为，应该知己知彼，坚定信心，共谋抵御外敌大计。对魏源在《海国图志》中提出的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，他极力推崇。由此可见，王茂荫不仅心存报国之志，而且具有远见卓识。
当然，王茂荫的远见卓识主要体现在他的货币改革方案和货币理论上，学术界将其评价为“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”。那是咸丰三年(1853年)，王茂荫担任户部右侍郎，兼管钱法堂事务。为了应对清廷所面临的财政危机，他上奏咸丰皇帝，反对铸造成百上千的大额钱币，认为“官能定钱之值，而不能限物之值”，铸造大钱势必导致物价上涨。他主张在可控范围内，发行新的纸币。
次年，王茂荫针对银票、宝钞和铸大钱所造成的货币剧烈贬值及社会动荡，向咸丰皇帝上奏《再议钞法折》。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建议:一是允许钱钞兑换现钱，二是允许银票兑换现银，三是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，四是允许典(当)铺款项出入顺带用钞币。前两项涉及持钞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，后两项涉及商人与商人、商人与顾客的交易中扩大钞币使用。在这个货币改革方案中，前两项是重点。而王茂荫之所以重视商人的作用，一是商人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二是他出身于商人家庭，对商人有着深刻的了解。
然而，咸丰皇帝对王茂荫的《再议钞法折》大为不满，认为他所言“贵民而贱官”，不以国家政事为重。户部军机大臣的审议结论中，也指责王茂荫“所论专利商贾而不便于国，殊属不知大体”。于是，咸丰皇帝下令查办，并将王茂荫调离户部，货币改革搁浅。
改革搁浅，却被写入《资本论》
同治四年(1865年)，王茂荫回安徽歙县为继母守孝。当时，他家老宅破败，人丁寥落。不久，他在家中病逝，享年67岁。
王茂荫去世两年后，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第一卷问世。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，论述的是货币和商品流通。这一章有个附注83：“清朝户部右侍郎Man-mao-in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，主张将官票、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。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，他受到严厉申斥。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，不得而知。审议报告最后说：‘臣等详阅所奏……所论专利商而不利于国。’”
1927年，在法国留学的侯外庐翻译德文版《资本论》时，对附注83中的“Man-mao-in”感到棘手。回国后，他与合作者王思华一起去请教中国财政史研究专家崔敬伯。崔敬伯在查阅《清史稿》列传后告诉他们，“Man-mao-in”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。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，侯外庐又阅读了《王侍郎奏议》，仔细研究了王侍郎的经济思想，最终认定“Man-mao-in”确为王茂荫。
《资本论》早期翻译者王亚南，也曾为“Man-mao-in”一筹莫展。他向历史学家吴晗求助，吴晗告诉他，这个“Man-mao-in”就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。
1936年，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表文章，说《资本论》附注83中的“Man-mao-in”为王茂荫。依据是：一、《东华续录》的记载。二、他托人去徽州，向王茂荫家族后人调查后的结论。郭沫若将他的考证文章发表后，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，并掀起了一股研究王茂荫的热潮。
马克思之所以关注王茂荫的经济观点，并将其作为论据，是因为王茂荫强调对纸币的总量控制，就是有“定数”，不能泛滥。更重要的是，王茂荫主张朝廷确保纸币随时足额兑换白银。就是说，纸币必须是有信用的。王茂荫的这种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货币和商品流通理论，可谓不谋而合。但他却因此受到咸丰皇帝和众大臣的严厉指责，并被免去了户部右侍郎的职务。
那么，在当时交通和通讯都很落后的情况下，远在德国的马克思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呢？清朝咸丰年间，北京驻有东正教使团，他们定期向国外报告清国情况。王茂荫试图进行货币改革，并因此惹怒咸丰皇帝的事，被人打探到以后，写进了报告。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传到了欧洲，传到了德国，并被马克思获悉。于是，王茂荫就被写进了《资本论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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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岳 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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